近年来，随着我国互联网平台经济的快速发展，外卖骑手等新兴职业群体规模不断扩大。这支庞大的外卖配送队伍，不仅满足了近5亿城市消费者的日常餐饮外卖需求，而且在疫情持续期和春节期间坚守送餐服务，为抗疫做出重要贡献。
骑手的出现有效实现了餐饮从外卖平台到消费者的链接，展示了外卖平台对民有所呼迅速回应和满足的能力，是平台强大服务能力的人格化代表。
与此同时，外卖骑手行业的行政监管和职业规范化建设仍较为滞后，如因交通违法行为引发的交通事故给城市交通带来一定压力。作为消费者与平台博弈中的一线承担者，骑手处在点餐需求和平台供给能力的夹缝中艰难发展，亟待寻求破解之策。
近年来，我国餐饮外卖行业发展迅速。特别是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后，实体店面餐饮服务萎缩，外卖服务加速成长。已有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年底，全国外卖总体订单量或将达到171.2亿单，同比增长7.5%。
外卖行业的大幅扩张同步带动外卖骑手队伍扩张，据公开数据测算，目前全国已拥有外卖骑手大约700万左右。2020 年 2 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正式将网约配送员也就是外卖骑手纳入国家职业分类目录，明确了网约配送员的新型职业地位，为骑手职业的健康发展打开了新的空间。
外卖骑手穿梭于城市楼宇街巷，为城市交通带来一定压力。人民数据研究院借助网络舆情数据系统，深度剖析2020年以来外卖骑手相关的100余个热点事件发现，由交通违法行为引发的交通事故占比超过7成。例如，2020年8月，深圳全市查处快递、外卖送餐行业交通违法1.2万宗，占非机动车违法案例总数的10%以上。
2020年骑手相关热点事件类型分布（数据来源：人民数据网络舆情系统）
从具体违法类型看，不按规定佩戴头盔、逆行、闯红灯、无牌上路、遮挡号牌、外牌闯禁区等情况较多。此外，骑行时使用手机、占用机动车道、超速行驶等不文明通行行为也较为常见。
本文综合舆论报道并通过专家访谈，对外卖骑手行业加以深度剖析，探究问题形成的深层原因。
根据美团研究报告，2020年上半年，有接近五成的骑手月收入在4000-8000元，7.7%的骑手月收入超过1万元。同年，北京市社保缴费工资基数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月平均工资8847元（深圳为7880元、上海为9580元，统计口径有所差异）。
考虑到外卖配送服务主要存在于一二线城市，住房、餐饮、消费等支出相对较大，且骑手的工作通常缺少法定休息日和五险一金，骑手实际的收入水平相对偏低。骑手收入与接单量直接相关，而增加单量则直接影响配送效率。
外卖骑手的从业门槛较低，对学历水平、职业伦理没有过多要求。美团《2020上半年骑手就业报告》显示，外卖骑手大专及以上学历（包括高职及网络大学、电大等成人教育学历）骑手占比为24.7%，高中及以下学历人员占比76.3%，总体学历水平仍较低。总体来看，骑手个人素质良莠不齐，部分骑手法制观念、职业素养和交通规则意识不强。
外卖平台对消费者的配送时间承诺具有较强刚性要求，为减少违约现象，平台通常会对骑手的服务时限进行严格考核和处罚，而超时、违约的客观原因，通常难以作为骑手申诉抗辩的有效理由。有平台甚至推出“多等5分钟/10分钟”功能,但并未获得消费者认可。
从公开报道可见，平台对骑手的处罚具有很强的单边性和强制性。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的一则报道显示，有的平台对外卖骑手被投诉的罚款单次在100-200元，差评罚款在50-100元，处罚程度明显超过骑手的经济承受能力。
当然，平台对骑手的安全通行也有一定要求，但骑手被挤压在平台追求效益和消费者追求服务的博弈中，经常忽视个人安全，以满足消费者需求和平台的考核。
根据一些平台发布的信息，平台对外卖骑手的送餐时限主要基于一套逻辑严密的算法系统，通过严格测算接单时间、派单时间、出餐时间、等餐时间、交付时间等，并结合送餐难度，以计算整个配送时间。
机器算法通常只测算一般情况下的时间构成，但是对商家出餐速度、道路交通的复杂性、天气变化的随机性、高峰期电梯使用情况、订餐客户自身的守时性等异常情况，机器很难做出及时和准确的判断，由此导致骑手不得不与算法规定的时间赛跑。
外卖行业的用工形式存在平台自营、劳务派遣以及劳务众包等多种模式，平台去劳动关系化用工占比较大。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教授常凯认为，平台去劳动关系化用工旨在规避自身的雇主义务，以减少雇佣成本，降低雇佣关系的风险。人民启信数据显示，全国目前有众包企业35000余家。众包公司只是充当中介角色，不仅没有健全的社保待遇，而且对骑手的日常管理也较为松散。
外卖平台作为一种新经济形态，具有与传统经济不同的特点，传统的行业监管法规、政策和监管模式，如《邮政法》、《快递市场管理办法》等，难以完全实现对外卖平台的全面监管，市场监管、邮政、交通、公安、社保等有关部门往往难以形成一盘棋格局，实现监管合力。
有部分消费者对骑手存在一定的认识偏差甚至职业歧视，对骑手缺乏应有的尊重。部分消费者忽视骑手所面临的时间压力，以及恶劣天气等客观因素，而对骑手送餐延迟缺乏包容心，甚至对略有延迟现象动辄投诉，直接导致骑手遭受平台严厉处罚。消费者投诉风险对骑手形成较大压力，甚至在面对消费者投诉警告时出现骑手跪地磕头的现象，严重损害骑手的社会尊严。
骑手的配送时间受到多种环境因素影响：有些餐饮商家出餐较慢，需要等商家出餐时间较长；有些小区管理很严格，禁止电动车进入；有的小区比较大，不容易寻找；有的写字楼电梯高峰期拥挤，等待时间较长等，这些外部因素都影响了配送效率。有对外卖骑手的调查显示，在影响配送效率的主要因素中，70.27%的骑手认为是商家出餐速度。
为了减少雇佣成本，降低雇佣关系的风险，去劳动关系化用工成为平台与外卖骑手的新的雇佣形式。随着平台经济的发展，传统的劳动关系认定标准已经不能适应新型用工关系的需要，亟需完善。此外，还需研究制定适用于新业态从业者的社会保险制度，如将“五险一金”作适当分离等。
当前，还缺少官方背景的外卖骑手行业工会和行业协会，有一些骑手通过自发组建骑手联盟微信群，或者通过自媒体平台发声，试图通过自我救济方式维护个人权益。急需组织建立具有官方背景的职业协会，制定职业标准、培训职业能力、改善职业环境。同时，建立骑手行业工会组织，作为维护骑手权益的重要平台。
当前，平台多采用众包模式和“个体工商户”模式，与骑手是一种间接的弱雇佣关系。长期以来，中国劳动者的劳动权益都是与劳动关系紧密联系的，“有劳动关系者则强保护，无劳动关系者则弱保护”。如此，外卖骑手与平台发生用工纠纷时，他们的权益则可能得不到有效地保护。此前，山东高院发布了一份案例统计，自2020年7月31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统一法律适用加强类案检索的指导意见（试行）》施行后，“外卖骑手的工伤认定”类似案件共9件，其中前8件案件全部认定平台与骑手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并认定工伤。
平台企业为了赢得消费者的信任需要投入大量的营销成本来留住消费者，包括用大数据、云计算等信息技术满足客户需求。骑手穿梭于街道楼宇为群众提供服务，为民生、抗疫做出了重要贡献。但作为平台经济的参与者，其劳动过程也需要接受消费者的监督，甚至其日常收入也会通过系统算法受到消费者评分的影响。秉持公平包容的原则，关注技术对人和社会的影响，尊重人的主体性和社会共同价值，服务人类社会整体利益，促进社会健康和可持续发展。
把维护平台企业、外卖骑手、消费者三者的权益，推动三者平衡发展作为行业发展的生命线，守正创新、遵从监管，从根本上推动行业发展困境的解决，促进行业可持续发展。如推动外卖平台健全骑手申诉功能，通过“消费者谅解机制”“平台调解机制”以及“平台裁决机制”等方式，帮助骑手对不当投诉、差评等问题实现自我救济。以此科学划分平台、消费者与骑手责任，营造良好的消费环境。
积极响应国家战略和政策，密切协同企业与社会，增进行业与社会互信，实现行业发展与社会福祉双赢。2019年4月15日，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化委员会修订的《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新国标正式实施。数据显示，多地新旧国标电动车过渡期即将在2021年结束。根据新国标，电动自行车车速不能超过25km/h，重量不能超过55kg，电压不能超过48v，电机功率不能超过400w。新国标对速度的要求势必对外卖行业、骑手造成一定影响。监管部门和外卖平台都应秉持社会责任，规范有序推进新国标，维护道路通行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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